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應運而生

　　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應運而生

　　在以廣東惠州為中心的東江地區，南洋華僑眾多，在國破家散、民族存亡的危急時刻，南洋東江籍華僑全力馳援東江軍民抗戰，譜寫了中華兒女勠力同心、共赴國難的光輝篇章。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無疑是東江地區眾多華僑團體中知名度最高、影響力最大的一個。

　　香港、南洋僑胞共赴國難

　　全面抗戰爆發后，廣大心懷祖國的海外愛國同胞，紛紛成立抗日救亡團體，支援中國抗戰。其間，以香港和南洋為中心的華僑抗日救亡運動更是得到蓬勃發展。

　　香港與廣東山水相連，抗日救亡團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

　　聞名香港的愛國進步團體“余閑樂社”組織回鄉救亡工作團，回到東江地區開展抗日救亡活動。他們動員沿海群眾共同抗日，組織青年參與自衛武裝干部訓練班，領導各鄉民眾武裝自衛，嚴防日軍南侵。香港惠陽青年會、旅港海陸豐同鄉會也先后組織華僑青年回鄉救亡工作團，在惠州、海陸豐一帶廣泛開展抗日宣傳工作，團結了沿海鄉村的廣大青年群體。

　　南洋與廣東隔海相望，抗戰愛國行動也“一石激起千層浪”。

　　1938年10月12日，日軍登陸大亞灣，直撲東江大地。家鄉淪陷的消息傳到南洋，立即激起廣大華僑保家衛國的熱情。17 萬惠州僑胞聞訊后，更是義憤填膺、火速支援，不僅募集大批物資送回祖國，還動員大批華僑青年回鄉參加抗日救國工作。

　　10月30日，黃伯才、戴子良、黃適安、官文森等愛國僑領，聯合召集英屬馬來西亞、新加坡、緬甸和荷屬印度尼西亞的東江籍華僑代表，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的惠州會館召開了南洋各埠惠州華僑代表第一次大會，正式成立南洋英荷兩屬惠州同僑救鄉委員會(簡稱“南洋惠僑救鄉總會”)。經大會推舉，吉隆坡惠州會館總理黃伯才為總會主席，新加坡惠州會館主席戴子良、檳城惠州會館主席孫榮光為總會副主席，黃適安、官文森等僑領為總會委員。大會還派出黃適安等人率團回國調查情況，并聯絡香港惠屬同胞合作救鄉。

　　面對國仇家恨，同根同源的僑團竭盡所能、眾志成城。

　　11 月下旬，黃適安率領南洋惠僑救鄉總會代表團抵達香港。在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黨支部書記連貫，恰逢在港的新四軍軍長葉挺等人的支持下，南洋、香港兩地的愛國僑團走在了一起，把兩地的抗日救亡運動推向高潮。

　　救鄉救國的赤子之心，使南洋、香港以及更多來自五湖四海的愛國僑胞聯合在一起。

　　12月中旬，在中共東南特委的主持下，南洋惠僑救鄉總會、香港惠陽青年會、旅港海陸豐同鄉會、余閑樂社等愛國團體，紛紛派代表出席在香港舉行的會議，積極商討抗戰對策。會議決定積極動員華僑青年參與保家衛國行動，并將回鄉工作的服務團統一改編為“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

　　不久，由南洋惠僑救鄉總會派出的80 多名吉隆坡華僑青年回到祖國，并帶回了大批藥品、棉衣等物資。大部分人一抵達惠州，就要求參加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一部分人則代表華僑分赴遭受日軍燒殺的各鄉慰問同胞。這些青年，多在南洋出生，他們當中有中小學教員、學生，也有橡膠園工人、機械工人、汽車司機、礦工等。難能可貴的是，很多人甚至從未回過中國，但在民族存亡之際，他們選擇挺身而出，攜手唱著 《再會吧，南洋》，向祖國獻上最真情的告白。

　　從兩個“團”到5000人的華僑抗戰陣營

　　1939年1月，在黨的支持和推動下，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在惠陽淡水召開成立大會。大會的地點選在了隅園——晚清愛國名臣鄧承修的故居，再次肩負起它的愛國使命。

　　根據大會決議，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以“在我政府領導之下，動員東江群眾協助軍隊及人民武裝抗戰，并拯救傷兵難民及輔導民眾組織各種救亡團體”為宗旨；明確在南洋惠僑救鄉總會領導之下，由總會派出代表協同香港惠陽青年會、旅港海陸豐同鄉會、余閑樂社等社團代表，以及惠屬各縣旅外熱心救亡同僑組織，共同成立總團部辦事處委員會作為最高權力機關，設委員 11 人。大會選舉葉鋒、劉宣任為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正副團長，并決定率先成立兩個團：以原惠陽青年回鄉救亡工作團為基礎成立第一團，以原海陸豐同鄉會回鄉救亡工作團為基礎成立第二團。

　　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成立后，先后組建了惠陽、海陸豐、博羅、紫金、河源、龍川、和平等七個分團(后分團改為隊)，以及東(莞)寶(安)隊、增(城)龍(門)隊和一個東江流動歌劇團等，人數發展壯大至5000余人，活動范圍遍及東江地區13個縣。他們賑濟災民，動員群眾，支援前線，保家衛國；他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毀家紓難，舍生忘死……這個被東江老百姓贊譽為“華僑回來救國的團體”，有力地推動了東江地區抗日救亡運動，也為東江黨組織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許多人后來成為東江地區黨組織的重要領導人。(據團結報 作者湯炎忠)